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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日里车水马龙的观前街上冷冷清清，那些往来如织的商贾都躲在家中不敢出门。
钱谦益坐在绛云楼里，手中拿着刚刚收到的邸报，上面详细记录着扬州十日的惨状。
邸报上的每一个字都像锥子一样扎在他心上：城破之日，清兵入城屠戮十日，积尸如山，血流成河。
魏国公徐允爵、保国公朱国弼、灵璧侯汤国祚、定远侯邓文郁，这些响当当的名字，如今却成了投降清军的耻辱标记。
钱谦益想不通，那些平时趾高气扬的将军们，手握重兵，装备精良，为何在关键时刻如此不堪一击。
钱谦益透过雕花窗棂往外望去，只见几个满洲兵正在挨家挨户检查，凡是没有按时剃发的男子，当场格杀勿论。
那时候，没有人相信清军真的能够跨越长江天险，更没有人想到，那条被誉为天下第一险的大江，竟然如此轻易就被突破了。
钱谦益忽然想起了几年前的一个冬日，镇江守将李勇曾经登门求见，希望能够借贷一些银两用于发放军饷。
李勇当时说，他手下的三千士兵已经四个月没有领到军饷了，很多人靠吃野菜充饥，根本无法正常训练。
当时的钱谦益正在和几个文友品鉴古董，觉得这个武夫很不识趣，打扰了自己的雅兴。
他敷衍了几句，只象征性地给了李勇五百两银子，还一再强调这是看在同为朝廷官员的份上才借的，要他尽快归还。
李勇当时接过银子时的神情，钱谦益至今还记得清楚：那是一种混合着感激、失望和绝望的复杂表情。
那五百两银子或许真的解不了燃眉之急，可它代表的是江南士绅对军队的态度：冷漠、敷衍、不负责任。
他想起了万历年间苏州府的一次盛会，当时江南的士绅们聚集在虎丘山上，举办了一场盛大的文会。
可就在同一时期，驻扎在苏州城外的明军营房却是另一番景象：士兵们住在破烂的营房里，缺衣少食，武器装备更是惨不忍睹。
那时的江南士绅们完全不关心这些，他们沉浸在自己的文化圈子里，觉得这些粗鄙的武夫与自己的高雅生活格格不入。
那些他们曾经视如草芥的士兵，那支他们断粮饿毙的军队，其实就是保护他们生命财产的最后一道屏障。
有人主张立即剃发投降，有人则坚持要抵抗到底。争论声越来越激烈，最后不欢而散。
他们这些江南士绅，在太平时期可以团结一致对抗朝廷的加税政策，可以联合起来垄断地方的政治经济资源，可一旦面临真正的生死考验，立刻就分崩离析了。
可现在，面对清军的铁蹄，这些书又有什么用呢？它们既不能当饭吃，也不能当武器用，更不能保护他免受屈辱。
钱谦益想起了史书中记录的历朝历代的兴亡更替，那些曾经繁华一时的王朝最终都化为了尘土。
如今轮到他们了，历史的车轮毫不留情地碾过，将他们这些曾经不可一世的江南士绅碾得粉碎。
从嘉靖年间开始，随着海外贸易的兴起和手工业的发展，江南地区的财富积累速度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
府城内大小作坊数百家，工匠数万人，每年生产的丝绸不仅供应全国市场，还远销海外。
西湖龙井、径山茶等名品享誉全国，商人们从这里采购茶叶，运往北方各地销售。
琉璃、香料、珠宝、象牙，这些在其他地方难得一见的宝物，在南京却是司空见惯。
当地的商人们凭借着棉布贸易积累了巨额财富，有的家族仅棉布生意一项，每年就能赚取数十万两银子的利润。
他曾经花费三万两银子购买了一幅唐代名画，这笔钱足够养活一千户普通农民家庭一年。
从丝绸贸易到粮食流通，从典当行业到海外贸易，几乎每个赚钱的行业都能看到顾氏的身影。
他们很早就看准了海外贸易的商机，与福建、广东的海商建立了密切的合作关系。
通过海外贸易，翁家赚取了巨额利润，短短几十年时间就从普通商户发展成为江南首屈一指的豪门。
每年秋收时节，侯家的粮仓里堆积如山，他们可以根据市场行情随时调节粮食的供应量，从中牟取暴利。
还有一些人虽然没有正式的官职，却通过捐纳获得了虚衔，在地方上同样有很大的影响力。
以顾宪成、高攀龙为首的东林党人，利用书院这个平台，对朝政进行评议，形成了强大的舆论力量。
复社的成员遍布整个江南地区，他们定期聚会，品评时政，俨然成为江南地区的意见领袖。
他们在苏州建造了精美绝伦的私家园林，亭台楼阁，假山流水，无不体现着极致的艺术追求。
他们请来全国最有名的戏班子演出，雇佣最技艺精湛的工匠制作器物，购买最珍贵的书画古玩装饰居室。
光是准备这次聚会，主办者就花费了五万两银子，相当于当时一个县一年的财政收入。
有人花费千两银子购买一盆兰花，只为博得众人的赞叹；有人拿出珍藏的古琴让名师演奏，一曲下来就赏银百两；还有人当场挥毫泼墨，一幅字画就能卖出天价。
他们认为只有这样才能体现自己的身份和地位，才能在同阶层中获得尊重和认可。
当朝廷需要增加赋税来维持开支时，他们总是想方设法逃避；当地方需要他们出资修建公共设施时，他们推三阻四；当军队缺少粮饷需要支援时，他们更是能拖就拖，能少给就少给。
这种制度本来是为了保护一些确实需要帮助的，可到了明末却被大户们钻了空子，成为他们逃避赋税的主要手段。
所谓投靠，就是将自己的田产名义上转移到有特权的官员或太监名下，以此来享受免税的待遇。
按照明朝的法律，高级官员和太监的田产是可以享受一定额度免税的，这本来是朝廷对他们的优待。
这样一来，这些田产就可以享受免税待遇，顾家每年因此节省的税款就超过万两银子。
常熟的翁氏家族则更加聪明，他们不仅将田产投靠给权贵，还与当地的官府勾结，通过各种手段来减少税负。
比如在登记田产时故意少报面积，或者将肥沃的良田登记为贫瘠的薄田，以此来降低税收标准。
更有甚者，一些大户还会伪造各种证明文件，声称自己的田产是用于公益事业的，应该享受免税待遇。
嘉定的侯氏家族就曾经将自己的大片田产说成是义学的财产，成功逃避了多年的赋税。
当朝廷需要征收徭役时，他们就花钱雇佣贫民代替自己服役；当需要上缴各种物资时，他们就以各种理由推脱或者以次充好。
万历年间，朝廷为了应付北方的军事开支，决定向全国征收三饷：辽饷、剿饷、练饷。
这三项税收的数额相当巨大，江南作为全国最富庶的地区，自然要承担主要的负担。
几百名江南士绅联名向朝廷上书，声称三饷过重，百姓不堪重负，要求减免征收。
可实际上，这些上书的人每一个都是家财万贯的大富豪，他们所说的百姓其实就是他们自己。
当知府派遣官员前去征收时，这些大户就组织人员围攻官员，最终迫使知府不得不暂停征收工作。
其他阶层的人看到大户们可以逃避赋税，也开始效仿，结果造成了税收的全面混乱。
更让人愤慨的是，这些大户们一边逃避赋税，一边还在享受着国家提供的各种保护和服务。
他们的商队需要官军护送，他们的财产需要官府保护，他们的纠纷需要衙门调解，可他们却不愿意为这些服务付出相应的代价。
太祖朱元璋建立的卫所制度，将军户和民户分开管理，士兵平时屯田自给，战时出征作战。
可随着时间的推移，军户的社会地位越来越低，生活条件越来越差，许多人开始想方设法逃避兵役。
军户本来要靠屯田来维持生活，可由于管理不善和贪腐严重，很多屯田都被侵占了。
失去了土地的军户只能依靠微薄的军饷生活，可这点军饷又经常被拖欠，士兵们的生活陷入了困境。
这些士兵每年能够得到大约十八两银子的军饷，这个数目在当时勉强能够维持一个人的基本生活。
这里虽然物产丰富，可军饷的拖欠同样严重。更要命的是，江南地区的物价相对较高，同样的银子在这里的购买力要比其他地方低得多。
军饷的主要来源之一就是地方的赋税和富户的捐助，可江南的大户们对此却极其冷淡。
他们虽然口头上说支持朝廷，支持军队，可一旦涉及到真金白银，就立刻变了脸。
可军队到达江南后却发现，当地的富户们不但不愿意提供后勤支援，反而趁机哄抬物价。
有的士兵为了买一顿饱饭，不得不把自己的兵器当掉。这样的军队哪里还有什么战斗力可言。
可江南大户们却置若罔闻，他们宁愿花费巨资购买奢侈品，也不愿意为国防建设出一分钱。
苏州的顾氏家族在这一时期花费了三万两银子购买一座假山，可当军队请求他们捐助军费时，他们却说家里最近也很困难，只能象征性地拿出三百两银子意思意思。
常熟的翁氏家族更过分，他们为了给家族的祖坟修建一座豪华的墓园，花费了五万两银子。
可当地方官府请求他们为边防捐助时，他们竟然一文钱都不愿意出，还振振有词地说这是朝廷的责任，与他们无关。
当士兵们看到那些富得流油的大户们过着奢华的生活，却不愿意为他们的生计出一分钱时，心中自然充满了怨恨。他们开始质疑为什么要为这些自私的人卖命，军心开始动摇。
可就在这个关键时刻，江南大户们依然我行我素，继续过着他们的奢华生活，对军队的困难置之不理。
士兵们靠吃野菜充饥，许多人营养不良导致生病，根本无法正常执勤。李勇没有办法，只好亲自到苏州去向大户们求助。
有的说最近生意不好，没有多余的银子；有的说这是朝廷的事情，与他们无关；还有的干脆避而不见，让李勇吃了闭门羹。
这样的军队怎么可能有战斗力？当真正的危险来临时，这些士气低落、装备简陋、训练不足的军队，自然不是敌人的对手。
钱谦益当时正在绛云楼中与几位文友聚会，听到这个消息后，他们的第一反应竟然是开始讨论如何在新的政治格局中获得更好的位置。
有人提议立即派代表前往北京，向新政权表示归附；有人则认为应该静观其变，看看局势的进一步发展。
这个消息让江南士绅们开始感到不安，可他们依然抱着侥幸心理，认为清军不会真的南下。
钱谦益等人认为这是天赐良机，江南可以在新皇帝的治理下继续享受繁荣，而不用再为北方的战争买单。
苏州的园林里依然丝竹不绝，杭州的西湖边依然游人如织，南京的秦淮河畔依然灯红酒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