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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前后，伴随抖音、小红书等公域社交媒体的兴起，网红城市、网红街区、网红打卡点等不同尺度打卡地接连产生，并对旅游者构成强大吸引力[1-3]。网红目的地是因在互联网走红而获得高曝光度和知名度，成功激发旅游者旅游意向的目的地[4-5]。其中的网红城市不仅是备受瞩目的热门现象，也已成为数字化时代人地关系变化与旅游目的地发展路径与模式转型的典型例证和缩影。一方面，网红城市体现了社交媒体技术对旅游目的地形象建构[6-8]、管理与营销[9-10]等方面的关键性影响。社交媒体已成为参与旅游目的地发展的关键平台之一和重塑人地关系的重要媒介[11]，有助于增强旅游者地方感知与互动，形成参与式文化，为旅游目的地走红与文化更新创造重要契机[12]。另一方面，网红城市为社交媒体影响下旅游目的地创新与路径转型提供了极佳的案例实践[13-14]。部分网红城市突破原有资源禀赋限制，通过多主体参与凸显地方文化特色和异质性，涌现新型旅游吸引物，最终实现旅游地方营造[15]。西安、长沙、哈尔滨等网红城市通过打造城市新IP（intellectual property，知识产权）、营造独特体验、创造共鸣等方式激活公众情感，引发多主体对地方文化、地方符号的挖掘。其中，长沙创造性地挖掘烟火气、特色奶茶等旅游吸引物，摆脱了此前旅游发展中对传统自然与文化景区相关资源的高度依赖，为类似目的地提供了一条极具参考价值的发展路径。目前，旅游领域学者主要关注网红目的地游客感知与想象[16-17]、符号消费与生产[8,18]、空间生产[2,11]等内容，从数字媒介话语传播、关系建构等角度解释地方意义变迁[11,19]，但尚未充分关注数字媒介在城市旅游管理与营销中的动态实践和结构性作用，揭示多元主体复杂交互关系对地方意义的塑造过程。因而，网红城市作为一种数字时代下的典型案例和实践参考，其地方营造过程和机制亟待深入探索。
地方营造是地方与外界建立联系的过程，体现人类能动性与地方社会文化环境的交互，而旅游地方营造是旅游及其规划过程中人类多元实践对空间的改造与赋意，可以提升旅游目的地吸引力[20-21]。近年来，随着数字媒介对地方的全方位嵌入，媒介介入下的地方营造逐渐成为重要研究线]。目前研究强调景观符号[8]、媒介表征[23]等数字表征对旅游目的地网红化的影响，但倾向于割裂媒介物质与非物质属性[24]，数字媒介在挖掘城市内在文化意义、揭示和推动相关实践中的作用有待进一步阐明。Richards 指出，资源、意义和创造力对地方营造至关重要[25]。对地方资源的认知程度和挖掘深度是随实践深化的，如若并未对旅游目的地的资源产生清晰的认知，便无法通过各项地方营造手段对其进行调用。社交媒体介入为人类重新认识地方和进行文化挖掘和创新等地方实践提供新的可能性，有助于推动“看不到的文化”转化为“可使用的资源”。然而，目前数字媒介介入的地方营造研究尚未充分解答地方营造实践何以可能和可持续的问题。因此，本文基于以解释人类在特定环境中行动可能性为核心的可供性理论[26]，聚焦媒介地方环境对多主体地方感知、实践的激活和地方意义的重塑过程，尝试透过纷繁复杂的媒介表征理解网红城市具有不确定性和涌现特性的地方营造，揭示媒介介入下城市地方营造和在地文化挖掘的内在动因。本文将探讨典型网红城市长沙的地方营造过程及其内在机制，并提炼其背后的发展路径与模式，为数字化时代下城市旅游目的地高质量发展及其管理机构治理、营销与资源配置提供理论依据和工作方法论。
1.1 旅游与地方营造地方营造是对地方的文化、历史和自然的地方性等多方面的实践建构过程，包含正式与非正式的实践
[27-28]。20世纪70年代起，随着城市规划、地理学等学科对城市问题和城市竞争的关注，地方营造也逐步成为热门研究话题。地方营造通过地方内外部多主体空间实践行为及其行为交互共同创造意义，使得地方在不断的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的实践中重构、再生产与创造[29-30]。在数字时代，地方营造既是空间的物质转化，也是注意力的实践[31]，集聚与整合媒介使用者的意识、情感及对地方的直观体验。旅游是对地方进行重构的重要动力，旅游目的地规划与营销本质上也是地方营造行为，即有意识地打造目的地形象、塑造目的地意义，并推动旅游目的地发展的过程
[32-33]。旅游地方营造由多元利益相关者通过社会实践及其引发的社会关系变化共同形塑[34-35]。针对旅游业的策划、设计与管理是地方营造的重要推动力，而城市旅游业发展也是城市化进程和转型带来的持续地方营造的结果[28]。主要包含两种类型和力量驱动的地方营造。其一，旅游目的地政府通过自上而下地方营造建设地方品牌与形象，增强旅游吸引力[21]。在城市企业主义背景下，地方政府通过大型项目投资、节事活动举办、消费中心建设等物质与非物质方式打造城市独特性以吸引全球资本和游客，提升城市竞争力，带动区域发展[36]。其二，由个人或社区团体自下而上推动的地方营造体现居民对地方的依赖、情感和认同[21]。旅游发展过程中，居民会通过自我协商适应地方旅游发展，但过度围绕游客想象和需求构建地方易引发居民感知和认同变迁[19,32]。此外，旅游者对地方内容的解读、其个性化体验与流动模式、旅游过程中使用的数字媒介等均影响地方意义创造[8]。随着数字技术的发展，技术及其创造的虚实空间实践也已成为地方意义生产新动力。社交媒体、虚拟现实、智慧技术等数字技术越来越广泛介入城市公共空间配置与重组，起到改善地方体验、鼓励公众参与、促进信息传播等方面的重要作用
[37]。数字媒介为地方行动者带来新的地方互动机会与实践潜力，尤其表现在地方环境塑造、行动者能动赋权两方面。其一，数字媒介中蕴含的地方数字表征成为行动者地方感知和消费地方的前提。例如，游客会将数字媒介生产的想象景观与实际地方进行比较，通过在地感知、情感、实践等过程动态再生产地方意义[38]。数字媒介促进地方传播和建构，并有助于成为城市和区域转型的新动力[15]。其二，技术赋权增强行动者能动性。游客在使用数字媒介建构地方符号、解读地方意义、传播地方形象的同时形塑自身数字地方感[14]。平台算法刺激行动者内容创作，引发持续而有限制性的地方协商过程[39]。同时，数字媒介可增强行动者间社会交往与信息沟通，提升居民公共事务参与感，增强归属感与地方依恋[40]。在数字媒介影响下，多元力量推动的地方营造在虚实空间中不断交织，多主体重塑的数字表征从不同角度讲述地方和影响地方现实空间[32]，地方意义也在媒介、在地实践互动下呈现开放性与复杂性[41-43]。然而，尽管研究已揭示了数字技术对地方的环境形塑和主体能动性影响，但未充分呈现社交媒体影响下的动态网红发展及其引致的地方意义重构，数字技术如何增强人的地方感知、实践和意义建构仍有待进一步探索。因而，本研究引入可供性理论，从实践机会塑造角度剖析媒介介入的地方营造过程。1.2 可供性理论
可供性理论源于生态心理学领域，意味着人或动物在一定环境中进行实践行为的可能性，体现人与周围物体、其他人和社会文化与媒介环境的调适过程，可用于阐释环境为人类行动者提供机会或限制的能力
[44-45]。例如一个表面平整、伸展、坚硬且相对于人类行动者而言约比膝盖高的平面，看起来就应是可坐的，同时这些属性的纽带通过构成座椅而对人类具有意义，并有机会激发“就坐”行动。在Gibson 最初的定义中，可供性更多指向环境属性、他人或动物提供的物质性资源[44]。而随着可供性被引入组织行为学、传播学和地理学等学科，学者们延展了可供性的社会文化意涵，指出环境可供性同样涉及环境的社会文化意义和社会互动能力[46-47]，为可供性理论引入人地关系、旅游吸引力建构相关研究奠定基础[48-50]。可供性作为行动机会指向实践，被Heft区分为潜在和实现的可供性
[51]。丰富的环境潜在可供性在被感知前处于惰性状态，行动者往往只会感知与利用若干潜在可供性中的某些子集。而可供性并非环境或人的单一属性，而是在人的能动性与环境匹配中涌现的关系[52]，因而实现的可供性是环境与个体行为意向等因素匹配后产生的实践行为。Kyttä进一步区分了潜在、感知、使用及塑造的4 个层次可供性以研究儿童的环境实践[53]，该框架被广泛应用于城市环境和空间规划研究中[54]。Raymond等将其引入地方感研究，提出地方意义是环境特征和个人属性共同作用的结果，使该框架在人地关系、地方意义建构等研究领域具有更广泛适用性[55]。然而，这些研究主要从理论层面构建了可供性层次模型，但仍需进一步探讨可供性在不同情境中的转化路径。现有研究发现，环境可供性由潜在向感知的转化是推动实践的关键拐点，受社会-环境要素与主体-认知要素共同影响。在社会环境因素方面，偶发性事件、环境情境、他者行动等社会文化环境要素塑造可供性感知并引致行动[44,50]。例如新冠疫情作为偶发性事件，让居民重新感知和调用城市绿地休闲可供性，重塑绿地空间实践和意义[56]。而在主体认知要素方面，能力、需求等因素发挥重要作用[45]。社会互动和模仿学习也能增强行动者可供性感知并影响其决策[57]。除了感知层变化外，可供性还能在个体和社会实践中被进一步重构，形成新的环境属性和可供性模式，也就是创造的可供性。例如Stevens 等认为，即兴实践超越原有的空间设计逻辑，催生新实践形式和公共活力[58]。新环境可供性不仅为个体提供新的实践机会，也为社会互动和技术创新孕育更多可能[59]。因而，地方营造实践的前提是地方可供性的感知，而地方实践本身也构成了可供性重构的重要机制。地方可供性的生成、感知和重构是一个动态过程，不仅受个体行为影响，也受社会环境塑造，持续推动地方意义的演变。基于上述的综述，本研究以可供性的环境-人类能动性概念及Kyttä的可供性层次框架
[53]为基础，结合网红城市的研究情境，建立研究框架（图1）。由于使用的可供性直接引向实践，因而本研究保留了潜在的地方可供性、感知的地方可供性和重构的地方可供性3 阶段框架及其与实践的关系。其中，潜在可供性是指环境蕴藏的大量资源，旅游目的地作为可供的资源环境，会在较长时间尺度上限制与促进目的地行动者实践。而潜在可供性需要被知觉并被转化为感知可供性，否则难以产生行动[60]。当行动者充分感知地方资源价值后，多样化的潜在资源才能被揭示，围绕这些资源的地方营造得以展开。随着行动者可供性感知提升和对应环境改造实践的出现，地方可供性与地方意义得以演化甚至重构。网红城市新兴旅游吸引物的产生和旅游实践的丰富从结果上反映了地方可供性的增强，而这一过程离不开数字媒介介入下行动者对城市资源的挖掘与再认知[25]，分析可供性的动态变化过程有助于从底层理解和倒推网红城市地方营造，理解城市人地关系和地方空间实践的演化过程。
2.1 案例概况长沙是湖南省省会，是湖南省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截至2023年底常住总人口1051.31万人
。长沙市旅游资源丰富，历史文化类与自然生态类旅游资源兼备，尤以历史文化类资源见长。1982 年，长沙成为全国首批历史文化名城。2000年后，长沙以“恢复人文景观、建设度假基地、形成旅游中心”为发展战略，突出楚汉名城、革命胜地、湖湘文化、山水洲城特色。2010 年后，长沙旅游业开始快速增长，但仍存在旅游品牌效应不显著、城市形象不鲜明等问题，旅游发展高度依赖当地文化、自然资源。作为张家界-凤凰旅游环线中的重要站点，长沙的旅游集散功能所占比重相对较高。2018 年后，长沙逐步成为网红城市，借助数字媒介突破此前旅游品牌形象不鲜明、旅游吸引力有限的问题和对当地传统旅游资源的高度依赖，创造性地挖掘和重塑地方文化。2018年，长沙获抖音城市形象短视频播放量第8 名
，成为热门“抖音之城”。2020年，长沙获“中国潮经济·2020网红城市百强榜”网红城市认证。得益于网红效应，长沙城市品牌形象持续提升、旅游吸引力不断增强，并获首批国家文化和旅游消费示范城市、2021—2023 年度活力城市等多项城市荣誉。旅游业发展迅速，旅游接待总人数和旅游业总收入持续增加，多次成为“五一”“十一”假期热门旅游目的地。2019年，长沙市旅游接待总人数达到1.68亿人，旅游业总收入为2028.97 亿元。2023 年，接待游客1.95 亿人次，实现旅游收入2193.05亿元。在网红效应影响下，长沙树立了新消费集聚地、活力之城、幸福之城的独特网红城市形象。长沙作为网红城市的发展对旅游目的地形象与地方意义建构产生重要影响，也为数字时代下旅游目的地高质量发展与资源配置创新提供了良好的研究对象，是研究媒介化时代下地方营造的绝佳案例。
本研究通过半结构化访谈、观察法及网络民族志方法收集数据并进行三角互证。研究对长沙市政府、媒体及新媒体机构、本地企业及个体经营者、旅游者、居民等不同类型的57 名受访者进行半结构化访谈，访谈平均时长36 分钟，了解不同主体对长沙城市网红化的态度及参与情况等方面的内容（表1）。同时，通过参加两届长沙旅游发展大会和政府座谈会，把握网红城市相关政策及发展趋势。实地调研与访谈于2022 年11—12 月、2023 年11 月开展，以数据饱和为停止信息收集的标志。二手资料与数据方面，综合收集网络文本数据和文献资料。热搜数据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城市重要事件和网络关注度变化，是研究网红现象重要的数据来源之一
[18]。因而，收集长沙2017—2023年相关热搜词条（最早热搜数据自2017 年开始）以描摹长沙网红城市线上表征。在云合工具箱平台以“长沙”为关键词调取微博、抖音、头条历史热搜数据共1225条，删除与旅游无关的社会新闻数据以进行数据清洗，最终保留408条历史热搜，并通过Python程序收集热搜线 条，编号为“WB+时间+用户名首字母”。文献资料方面，综合收集长沙政府网站新闻资料、公文及年鉴类材料作为辅助分析材料。表1 受访者信息
注：受访者根据其主要身份或职能进行分类，部分受访者具有多重身份。文中以类别代码指代受访者：其中，G为政府部门工作人员，M 为媒体相关从业者，E为旅游企业相关运营管理者或员工，T为游客，R为未参与旅游业常住居民。编号根据访谈顺序依次排列。
3.1 潜在地方可供性的生成与激活3.1.1 根植于城市底色的潜在地方可供性
潜在可供性是那些存在于环境之中，但由于行动者尚未充分感知而处于惰性状态的资源
[63]。在长沙成为网红城市前，其繁荣的消费文化和文娱之都特色对旅游者而言主要作为潜在可供性，未能激发广泛的文旅实践。而潜在地方可供性是在地方行动者能动性与社会文化环境的互动中浮现的，体现居民日常实践行为与价值观对地方意义的塑造[21]，孕育了城市重消费、乐于享受生活的独特文化氛围。“长沙人的消费习惯、消费行为、消费取向一直没变化的，（20世纪）90年代之后长沙歌舞（歌厅）已经很发达了，反正这里有钱没钱我先花掉。”（M2）自20 世纪90 年代起，长沙的夜市、歌厅、酒吧、足浴等文化消费和娱乐产业迅速发展，并逐渐集聚于城市中心区域五一广场商圈，成为长沙繁盛市井文化的重要象征。1984 年，长沙市五一广场到南门口的第一条夜市街，成为居民休闲娱乐热门去处。1988 年，长沙歌厅文化在全国引发模仿热潮，出现航空、蝴蝶等代表性歌厅[64]。同时，政府行为也有助于自上而下塑造地方潜在可供性。2010 年左右，地方政府开始重视休闲娱乐产品开发，致力于将长沙打造为“休闲文化之都”。2016 年，长沙成为第一批国家文化消费试点城市，休闲旅游资源发展和聚集程度进一步提升，为网红城市的发展奠定了基础[65]。除了消费文化外，长沙良好的媒体文化产业基础也作为潜在的地方可供性为其线上繁荣埋下伏笔
[66]。自1997年湖南卫视上星以来，该台持续推出《快乐大本营》《超级女生》等一系列备受欢迎的文娱节目，在国内引起一股文娱风潮，成为旅游者地方感知基础。如一位90 后的受访者表示：“我小时候特别喜欢湖南卫视，因为《快乐大本营》。那会儿特别喜欢，如果我爸妈问我说你想去哪玩，我就跟他们说我想去《快乐大本营》。”（T9）2017 年11 月，长沙正式加入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全球创意城市网络”，成为国内首座获评“媒体艺术之都”称号的城市，彰显其在全球范围内的文化创意影响力。正是这些积累的地方文化资源和居民在日常生活中建构的地方意义，为后续偶发性网红事件的涌现和网红城市发展提供关键支持和重要铺垫。3.1.2 偶发性网红事件激活目的地可见性
尽管并非所有政府主导的创意活动都能成为热搜事件，但由于他人行为有助于增强行动者对地方可供性感知
[44]，政府此举不仅体现地方政府对创新媒介传播的包容性和创新性，吸引社交媒体受众对城市公共空间的关注，还通过示范效应为其他文旅相关部门的宣传定下基调，为地方消费品牌、其他媒介内容生产者提供网红相关生产实践的合法性、可供性，推动潜在地方可供性被更多主体感知和实践。“政府的这些营销事件不仅是宣传这座城市，也会有一些引导的东西，会觉得原来可以去这样、还可以这样做，而不仅仅是用很传统、很陈旧的方式。”（G10）3.2.2 媒介机构与算法：网红流量集聚的隐性力量
网红城市兴起与抖音、小红书等社交媒体平台的平台化机制密不可分。现有研究多从游客视角出发关注社交媒体的地方感形塑问题，强调用户生成内容对地方形象建构的作用
[8]，却对媒介机构如何作为生产主体介入地方营造讨论有限。本研究发现，在地方潜在可供性影响下，在地媒介机构内容生产对长沙的流量集聚起到重要作用，并构成地方企业与游客互动的中介。得益于长沙繁荣的媒体文化产业环境，媒介机构在人才、渠道、能力等方面具备良好的资源条件，使其在话题捕捉、内容生产等方面展现出更强的能动性。同时，社交媒体平台的算法逻辑、推荐机制使得在地媒介机构将长沙相关的热度视为提升企业效益、增加账号流量的机遇，也推动了其对地方营造的参与。因而，其对高热度、高流量话题（如美食、美景）的偏好，结合平台算法机制，推动了长沙相关网红话题的持续发酵和线 年，长沙相关网络热搜年均线条，话题内容也从传统景点景区、新消费品牌转向多元类型，如城市美食、城市活动、影视IP、明星名人等话题，丰富了长沙城市内涵，呈现出数字媒介影响下的多元化地方意义生产[32]。新媒体机构与地方政府、当地消费企业的社会互动也使得长沙的线上可见性持续增加。地方政府与新媒介机构的合作有针对性地引导宣传话题，强化媒体内容宣传规范性。政府以年度“优秀网络传播案例”评选、“爱长沙@长沙”网络文化节等工作举措为抓手，作为组织者为新媒体机构创造流量。这些政策工具起到激励新媒体创新、增强从业者文化认同感的作用，营造良好的线上品牌生态。如受访者G2 指出，“我们会把这些正能量的、比较符合核心价值观和有一定表达能力、有一定粉丝量的主播更加往上推，不光是在他们的赛道，还让更多的人知道他们、了解他们，也希望他们能够反馈给更多普通人一些正能量的东西。”（G2）而新媒体机构与当地新消费企业的合作不仅促进本土网红品牌的宣传，还增强地方内容创作活力，对地方网红消费企业发展起到积极作用。网络红人、多频道网络（multi-channel network，MCN）机构等内容生产者能动地嵌入长沙在线内容输出和旅游发展，助力长沙成为持续的网红城市。“长沙的热闹可以帮我带来流量，而我的账号越来越热闹，也可以反向助力长沙成为网红城市，并且持续成为网红城市，它是一个相辅相成的关系。”（M4）此外，长沙传统媒体产业也通过向新媒体行业的人才流动、在相关节目中以长沙为取景地、与政府联合举办城市营销活动等方式间接增加长沙流量。例如《守护解放西》中，坡子街派出所的走红带动了影视旅游打卡。而粉丝群体的社交媒体互动行为也提升了长沙网络曝光度，强化了其网红地方性，逐步推动长沙成为流量中心。
社交媒体形塑的媒介空间通过符号、表征的塑造进行地方意义建构，成为旅游目的地地方营造的重要载体
[15]。长沙流量热度催生旅游者打卡动机与旅游意愿，影响旅游者地方想象、感知。而旅游者通过自身能动性和社交媒体技术赋权对地方可供性进行挖掘和创造，成为网红城市地方营造的一股重要力量。一方面，旅游者借助社交媒体创新性地参与地方意义的生产，在增强目的地吸引力的同时，也影响其他行动者的潜在地方可供性感知。例如，橘子洲头打卡点、岳麓山看日出、岳麓书院银杏等长沙传统景区转化的网红景点均体现游客对地方内容的挖掘和再创造。游客基于自身知识通过新视角理解传统景区，推动景区向网红打卡地转化，而这些由游客创造内容也被目的地管理机构关注和吸纳，又成为地方政府调整文旅发展思路、迎合市场兴趣的可供资源。政府将游客纳入共创主体推动多主体参与，如文旅宣传部门受访者指出，“我们会接受、会拥抱，主动去做，包括这种新媒体的内容，还有好多官方搞的活动，其实都是很贴合年轻人、贴合网络的，比如‘100 个爱长沙的理由’，我们会搞很多这种线上、线下活动，一个是让大家来拍长沙、发现长沙，同时也是一起来共创。”（G3）在青年群体偏好、需求影响下，地方政府通过创新、潮流的方式和内容宣传地方历史和生活文化。“现在都是用年轻人喜欢的方式推荐给他们……像我们现在新涌现的地标梅西湖大剧院，还有一些很时兴的街道，老街换新颜，里面融入了很多很时兴的东西，潮宗街、白果园、都正街都有很多年轻人喜欢的元素。”（G3）另一方面，旅游者群体通过社交媒体注意力集聚和线下旅游集聚推动城市地方营造。社交媒体平台热搜意味着消费者对相关内容的集体性价值排序
[26]，公众注意力通过社交媒体算法机制转化为旅游热门榜单，进而从集体层面重塑目的地形象和吸引力。旅游者敏锐感受到算法影响下的旅游热潮，“我觉得他可能是有一个风潮，好像某一个时期大家都扎堆会去长沙，然后就会有更多人去长沙。”（T6）社交媒体内容引发的旅游热潮表现为线下打卡、人群集聚等群体性在地实践，而这种在地实践又被再度反馈到社交媒体上（如微博热搜线万）。群体性在地实践通过社交媒体平台投射转化为在地-媒介地方实践的统一体，在场与媒介的异质属性的叠加推动地方意义反复迭代地再生产，共同营造地方旅游活力。3.3 地方可供性重塑与城市活力提升
随着地方环境变化和行动者能动性的双重提升，网红城市现象不仅揭示长沙内在活力和城市当代文化底蕴，也推动长沙城市品牌形象重塑。在丰富其文娱之都城市形象的同时，突破了城市消费文化主要面向本地居民的内向型取向，进而形成了全国范围内具有影响力的新消费聚集地、活力之城、幸福之城的城市形象，在旅游者尤其是青年旅游者心中成为了具有潮流、活力、传统与现代融合等意趣的地方。长沙网红IP 的衍生和发展重构城市旅游吸引物空间布局及城市地方消费可供性，吸引游客不断挖掘新打卡点和网红店铺，网红空间逐步由点及面溢出。截至2024 年12 月，长沙共有84 家3A 级以上景区
。2019—2024 年间新增（或晋升评级）42 家3A 级及以上景区，夜间文旅消费集聚区、非物质文化遗产展示馆博物馆、艺术小镇、旅游演艺等创新形式旅游产品和空间不断涌现，为游客、居民等不同行动者带来更丰富的可供性。正如Ackerman指出，旅游者在目的地的具体实践能够根据其目的、互动方式而产生变化，不同类型旅游者可选择性占据目的地的不同生态位资源[50]。随着整体地方可供性的增强和旅游活动内容的丰富，地方空间能更好适应多样化的游客需求和体验，例如一些游客更倾向将长沙视为能体验日常生活的怀旧空间，而非单纯的网红打卡地，受访游客指出，“我觉得长沙算生活气息很浓厚的一个地方，它不是那种被网红、很现代的、具有时效性的、比较潮流的东西给完全覆盖住的地方。”（T9）网红地方实践常态化和制度化也影响地方政府对地方文化的再认识，提升地方资源感知与配置能力，加强政府对地方资源与竞争力的反思。地方政府将网红资源作为城市可供性重新审视，推动相关旅游目的地管理和营销实践的常态化
[53]。“现在长沙也有这个意识了，我们在做很多事情的时候会特意设立一些点位，让大家打卡，包括像我们洋湖、坡子街等，是以一种旅游目的地的目标、标准来打造的。”（G1）地方政府遵循地方企业主义的逻辑，期望进一步提升地方竞争力和人才引进水平，实现网红向长红的转化。“我们从2023年开始，（更多考虑）如何把网红变成长红，我们更想要的是网红带来的人才引进，这才能为我们这个城市的发展带来更长远的利益。”（G8）长沙的地方意义重塑也对地方的青年人才吸引力产生积极影响。2022年，长沙入选全国首批“青年发展型城市建设”试点，并被Z世代群体评为“宜居城市”之首。2023年，其人才吸引力指数跃居全国第十、中部第一，中高端人才净流入率居全国前三。长沙凭借其独特的城市魅力成功吸引青年人口和高端人才流入，为城市发展注入新活力。除此之外，网红城市效应也为地方生产者提供了一条深度挖掘地方潜在可供性以进行文化内容生产的创新路径，影响其文化生产惯习
[68]。生产者基于被揭示、可见的地方文化深度挖掘和创新地方文化内容，如地方景区管理人员表示，“其实我们是有东西的，只不过摆在明面上太少了，但是你去看岳麓书院的历史，还有整个周边的区域，毕竟长沙城有这么多年（的历史）。所以，其实我觉得就像文和友一样的，能够把这些历史展现出来，人们才有兴趣去挖掘，才能感知到，他看到了才会想着要去挖掘，如果一开始并不了解就是没有这个开头。”（E14）网红城市效应也带动相关本地中小型文旅企业发展，调动本地居民参与旅游业的积极性和能动性，有助于相关企业节约营销成本，通过主动“蹭流量”与被动等待“探店”等方式，激发地方文化生产活力。“当网红城市宣传做起来以后，各种各样的店其实都出来了，然后大家自己也会去找（各种店），游客也会去找，包括本地人可能也会去找。”（E10）3.3.2 带有矛盾感的地方日常建构
长沙旅游人流量塑造了具有活力的地方，但也将居民日常生活被动卷入城市旅游发展中。网红城市地方营造既提升地方居民消费与参与地方生产的可供性，也对部分居民日常生活产生负向影响。一方面，网红城市营造带来的城市形象提升和新消费空间的涌现让居民感受到长沙的活力和幸福感。居民往往秉持开放、包容的态度面对城市空间的快速变化和新消费场景的涌现，这与长沙不保守、乐于接纳新事物的地方社会文化属息相关，正如一位居民所言，“长沙人骨子里面有我们很好玩的一部分，有不保守、爱玩的基因，喜欢接纳新鲜事物，所以我觉得它（长沙的文化）比较有活力，比如我也会经常地逛逛网红店什么的，咖啡店，包括餐饮店有个什么新的玩意儿，它这个理念不一样，我很想去尝试一下，我很愿意去消费。”（R5）另一方面，也有部分受访居民认为网红城市过度强化长沙在娱乐、消费方面的可供性，没能充分突出长沙作为历史文化古都的丰富地方意涵。“长沙现在宣传网红经济，太肤浅浮躁，长沙有三千年历史底蕴。”（R2）在这种情况下，有相关创作基础的市民群体也通过参与媒介内容生产书写和定义属于自己的地方，增强长沙形象的立体性、多样性。例如通过运营抖音账号宣传长沙历史文化的受访者认为，“我们想更立体地把长沙文化介绍出来，因为现在长沙本地的一些视频展现的是一种非常市井的东西。我们作为一个网红博主，只是以微薄之力去把长沙更加多元地展现在大家面前。因为这是我们的家乡，然后幸福感非常高，对她是一个非常强烈的、浓烈的、绕不开的情感……现在社交媒体越来越多的关于长沙的视频，（且）点赞量非常高，其实看到这种内容内心是自豪的。”（M7）数字媒介赋予地方居民传播与定义家乡文化的机会，并有助于提升居民地方认同感
[44]。在空间旅游化带来的居民和游客消费区域分异、交通拥堵等负面影响之下，居民的行动约束增加。例如城市中心区域旅游者流量的提升降低了其为居民服务的能力。在此情况下，长沙政府积极与市民进行沟通，倡导市民在“五一”“十一”等节假日期间“把长沙城让给外地游客”“要么不出门，出门出远门”。此举措尽管难以彻底缓解核心旅游区域人流量集中爆发所带来的压力，但可以从某种程度上缓解居民与游客群体的矛盾。在行动限制影响下，居民会进行自我协商以平衡地方空间使用[19]。受访居民表示尽管会影响出游选择，但也能够接受这种状况，“肯定会影响我的出行，像节假日的话，我们尽量把五一广场还有一些景点让给他们外地人，让他们先玩几天，等到我们平时人不多的时候再去。”（R6）“我们就不喜欢去很闹的地方，所以平时都不太会去步行街，一般你生活在哪一个圈，你就会在固定的哪个圈这里活动，因为每个圈都会有它的一个商圈，还有吃喝玩乐都有，就家附近，所以说还挺方便的。”（E1）由于长沙的日常消费选择相对较为丰富，居民在网红店、旅游区域外也往往拥有其他可供选择的消费内容，这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居民-游客的矛盾冲突。4 结论与讨论
4.1结论网红城市已成为目前社会与学界关注的热点问题，它既是推动城市旅游发展的重要力量，也是探讨数字媒介介入地方发展的关键情境。本研究以典型网红城市长沙为研究案例，通过过程性分析，提出“潜在地方可供性-地方可供性感知-地方可供性重构”结构的网红城市的地方营造理论模型（图2）。
1）长沙的网红城市地方营造是媒介介入下的围绕城市在地文化挖掘和创新的多主体实践的结果。偶发性网红事件联结了地方利益相关者与城市环境属性，并通过地方可供性的感知、实践与重构让在地文化与日常生活变得可感知、可参与和可实践，增强城市旅游吸引力。在这一过程中，多元行动者基于创造力在能动地实践与再生产中重塑地方意义。媒介介入下的地方营造本质上是媒介、多元行动者与旅游目的地社会文化环境之间多主体互动的结果，并进一步反映为旅游管理路径的转变、地方意义在技术因素影响下的嬗变和人与地方新型关系的形成和强化。
2）媒介介入下的地方营造是多主体参与的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相结合的共创过程。社交媒体在多元行动者对地方可供性的感知与传递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在本案例中，长沙地方政府的政策布局与城市营销事件的营造，不仅引发社交媒体空间的注意力集聚，也激发其他群体对网红事件效应的感知。由此，相关群体有意识与无意识介入网红城市地方营造，挖掘并重新配置地方资源，共创了网红城市群体性地方意义。旅游者在媒介驱动的地方生产中展现了重复性与创新性的矛盾统一。他们通过反复实践、创意表达和借助社交媒体算法力量，积极参与地方营造。发挥游客的创造性力量能够激活游客能动性，从而促进外部群体对网红城市地方生产的共同介入，有助于唤醒更广泛的价值认同。
3）网红城市的长期效应取决于地方行动者能否感知偶发性网红事件指向的地方潜在可供性资源及其实践转化路径，并将其制度化为可持续的地方发展模式。本研究发现，偶发性网红事件不仅提升了地方可见性，也揭示了具有公众吸引力的地方资源和创新形式。本案例中，长沙政府在新消费品牌爆火后，迅速整合地方资源、优化产业生态，而非仅依赖网络热度维持短期流量。反观许多短暂流行的网红打卡地或网红城市，其网红属性仅作为社交媒体表征刺激线上热度，而未能形成可持续的地方治理与文化生产机制，导致其吸引力难以持续。由此可见，将网红事件作为地方可供性重构的契机，并通过制度化实践将地方性可供性资源转化模式作为文旅创新驱动力，是推动地方创新生态与可持续发展的关键路径。
社交媒体技术已深刻影响了当下旅游目的地的发展进程，网红城市现象及其引致的旅游目的地转型逐渐成为学者们的关注热点
[3,6]。本研究从可供性角度创新性阐释网红城市地方营造过程和机制，拓宽当前对旅游目的地地方营造与数字媒介关系的研究视角，揭示社交媒体在城市实践可能性、原生文化资源挖掘和空间意义重塑中的作用，进而在学理层面回应网红城市从网红向长红转化的问题。一方面，本文从城市整体网红化出发，丰富了当前以小尺度网红空间建构为主的研究[8,11,69]，深化了对网红城市建构中政府、企业、旅游者、媒介机构、居民等多主体作用的理解；另一方面，有别于单纯将社交媒体视为消费者符号互动平台[18,70]、地方表征或线]，本研究认为，社交媒体作为结构性要素激活城市地方文化资源可见性、重塑不同行动者之间互动关系，从而引导具有迭代性的地方营造。此外，本研究通过建构“潜在地方可供性-地方可供性感知-地方可供性重构”框架，为可供性理论在数字旅游情境中的运用提供新的见解。以往运用可供性理论时更加注重环境或社交媒体属性所带来的物质空间层可供性[59,71]
，而本文认为，社交媒体通过增强城市可见性、唤起情感认同和共鸣而深度嵌入城市地方可供性，拓宽了对可供性数字面向的理解。社交媒体作为外生技术能够丰富地方内生可供性，形成更具活力的人地连接和互动。因而，社交媒体不仅是人与技术的互动，更是作为结构性因素介入个体与群体的地方互动之中[12]。社交媒体赋权让游客有机会深度介入旅游目的地发展和参与地方形象协商，在挖掘网红城市地方品牌和地方性产品过程中扮演重要角色，而地方行动者对游客需求的响应与捕捉有助于目的地旅游产品设计升级和管理营销提升。网红城市的“出圈”也让文旅部门、相关企业等地方行动者看到文旅实践方法论，不断能动挖掘城市在地文化和进行产品迭代，理解游客需求，为城市旅游超越传统发展模式、走上高质量发展之路提供重要机遇。实践层面上，长沙网红城市地方营造案例为旅游目的地网红化发展提供绝佳实践案例，也为其他城市的旅游发展与转型提供实践方法论。旅游目的地管理者应当深刻认识到，在社交媒体时代，城市营销与管理观念亟待转变。其一，旅游供给方应注重对地方资源的深度挖掘，创新资源观，推动城市品牌建设和社会文化传播；其二，激活和维持城市旅游活力需要综合性提升城市治理水平与治理能力，应塑造具有文化属性、地方特色的城市品牌形象，使得城市成为具有意义和情感的地方；其三，部分网红城市也需要进一步提升游客体验深度和旅游产品质量，带动地方历史文化活化，将文化艺术体验类深度体验产品与旅游打卡相融合，为旅游者呈现更为饱满和丰富的网红城市地方文化与形象。
最后，本文仍具有一定的局限性，后续可进一步通过定量与定性混合的研究方法对网红城市可供性涌现的过程进行分析。此外，尽管长沙属于具有典型和代表性的网红城市，但本文仅选取了一个案例地进行分析，在未来研究过程中，可对比更多不同类型尺度、等级、资源类型的网红城市，关注不同网红城市发展过程中的共性与独特性，并结合网红旅游目的地及其上层旅游系统的关系进行深入研究，形成系统性的网红城市地方营造研究理论，拓展理论的可推广性和深度。
